他天性就是心机沉重、性格刚毅之人，自然不甘心就此沦落，于是夜晚住在荒庙中怀着满腔愤恨编造封神故事；

白天替人算命、占卜时，就把编的故事讲出来用以吸引信众，历时数年竟真的聚起了一股势力得以建庙立祠，之后更凑到一笔钱财，将几年心血所著的封神故事汇编成书，雕板刊行。

这《封神演义》刚刚刊印的几十年间，虽然因为内容通俗易懂又奇幻引人，在民间大肆流传开来，可毕竟不登文人骚客的大雅之堂，更没有引起高高在上的道门贵人们的注意。

至到百数十年后，华夏政权鼎革，赵宋朝为来自西北方的夷祖‘蒙元’所灭，草原来的大汗听从了华人大儒们‘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建议，愿意继续在中原维持华夏体制，改称皇帝。

不过外族蛮人统治华夏乃是亘古未有之事，虽然儒家典籍里有诸如‘蛮夷居华夏而华夏’的句子，但以此来支撑一个王朝的建立未免有些‘单薄’。

恰在此时，有幸进之徒献奇书《封神演义》，称当年上古王朝大周的开国明君周文王本来世居西岐之地，治理一方黎民安享太平，后见中原王朝大夏末帝纣王荒淫无道，残害生灵，为解民倒悬怒而伐纣，开朝八百余年。

而蒙元如今也是原居西北之地而灭中原赵宋王朝得国，这完全就是效仿周文王故事，既然上古周朝为华夏正溯，那么蒙元自然可以光明正大的统治中原。

以一本神话故事作为开创王朝的‘理论基础’，在信奉‘子不言乱力鬼神’的大儒们看来自然荒诞无比，蠢不可及，可生于草原不读诗书却雄才大略的蒙元大汗却深知在华夏治国要靠儒生，但想要安享太平的话，真正最需要安抚的却是亿兆‘升斗小民’之心。

既然华夏曾经最强盛的王朝李唐皇帝为了安定民心，都能自称是道家开山之祖李耳（太上老君）的嫡亲子孙，那么自己效仿周文王伐纣故事‘灭宋立朝’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于是竟独断独行真的昭告天下，蒙元乃是效仿周朝灭夏，为解黎民之苦而鼎革新朝。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虽然蒙元之统治远比赵宋残暴、严苛，但不想被砍掉脑袋的兆亿‘蚁民’，也只能逆来顺受的接受已然称帝的草原大汗的说词。

于是一夕之间，被朝廷改名为《商周列国全传》的《封神演义》名声响遍天下，而改朝换代后已经有些没落的道门，为图再兴竟欣然接受了‘演义’上的神祗谱系。

就这样历经百年演变，《封神演艺》就自然而然变成了在华夏人人认可的上古神话史诗，影响深远至极，甚至蒙元朝被灭后，朱明开国大帝也只是把其名字由《商周列国全传》重新改回了《封神演义》，并未列为禁书。

不过那位曾经向蒙元大汗献书，得以立宫庙过百的幸进之徒，也就是李截通第三世孙李惊仙的后世子嗣却没有被朱明朝的皇帝放过，大都抓住砍掉了脑袋，只余一脉‘正枝’逃逃躲躲了几十年，最后为避祸竟远离中原，藏到了海岛之上。

听外公一口气讲到这，觉得故事虽然有些离奇但的确是有根有据，不由相信了三分的张木子不禁低声问道：“外公，那李惊仙逃到海岛上的一支正脉，就是我们的祖先了吗？”

“正是如此，”李善三满面红光的，用一种从未在‘圆台’天宫镇显露过的文绉绉的语调说道：“其实自从我们家的先祖李截通写成《封神演义》刊印流传后，便慢慢真有了一些神通。

他老人家有着天纵之才，又知晓无数道门典籍，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竟琢磨出了一套修炼法术的法子，后来传于弟子时发现，外姓旁人练久了虽然也能施展一些驱邪挡煞的法术，但远远不如身具李家血脉者灵验，也就是靠这些法门，当年我们的祖先才能逃到‘圆台岛’来。

之后的李家祖宗们又花了几百年的时间完善这修炼法门，找到了许多诀窍，其中最为关键的只有二条。

一是这三百六十五位‘清福正神’都为我李家先祖李截通所创，只是用以愚人聚势、敛财的器具而已，初学术法时的确要有些诚心才能与其通灵，但之后就要破除‘心障’；

二是必须经过先祖遗物的‘点拨’，李家后世子孙才能真正掌握视神灵为工具的‘驱神之术’。”

说着他站起身来，走到神坛前，从三界首领八部三百六十五位清福正神之主柏鉴的神像下起一个蒙着红布的供盘，回到张木子面前，缓缓掀开了红布，露出一叠古旧，密密麻麻写满墨笔字的手稿，和一根已经老旧的不成样子的竹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