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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人类学大师施坚雅创立了极富启发性的市场体系理论，他表明乡村社会关系、复合宗族和社会组织等文化设置与基层市场保持了高度重合，那么洮州青苗会和龙神庙宇体系是否与基层市场有共生关系呢?研究台湾汉人的学者林美容用“信仰圈”来说明台湾汉人社会是由志愿性宗教组织在“信仰圈”范围内进行社会联合的。www.Pinwenba.com洮州汉人是否也是按“信仰圈”的模式，或者以基层市场的框架进行社会联合的?弗里德曼的东南边陲社会与我所考察的西北边陲社会有不少可资比较之处，他的“边疆环境”、“分化、裂变”的模式作为一种解说，回答了宗族组织为什么在中国东南特别发达的原因。它是否适于解释西北中国的经验，我将以洮州社会的地方情景为素材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4.3.1洮州没有“基层市场”却有“仪式中心地”

按施坚雅的说法，所谓“基层市场”是满足家庭所有正常生产交换的农村市场;理想的基层市场呈六边形，由分布在5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8个村庄、1500户家庭构成;施坚雅意味深长地认为基层市场区域决定了社会体系的边界。在不同级别的市场体系中存在不同级别的中心地，所谓中心地是指各级市场体系的中心，如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和地区城市，集市可视作市镇存在的基础。循着施坚雅的路径，基层市场体系构建了基层社会体系，基层市场的中心地成为乡村结构或者权力的中心。

但是洮州社会不存在基层市场体系，因而基层集镇的中心地也自然无从谈起。在超过1500平方公里的洮州汉族社会区域内，所谓“中间市场”或“中心市场”的中心地仅有新旧二城，临、卓两县仅有此两地可以称为集市。此外北路的冶力关和南路的新堡曾经是经营木材加工的专业市场，它们勉强可以起到基层中心地的作用，然而冶力关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于1985年才设立集市，每月逢二、七日开市，新堡至今也未形成集市。总之，洮州没有形成基层市场体系，539个自然村仅有新、旧二城两个中心市场。其他较大些的乡镇如刘顺、甘沟等地则有市无集，还有一些地方既无市也无集，如石山端阳沟、水磨川等地。集市的设立和市场体系的构成须具备许多条件，比如交通、人口密度和文化习惯。明清时期的洮州尽管建有驮道和驿道，但境内没有形成路况良好的运输网;洮州1949年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4人，1990年为91人;人口分布呈现不平衡，1990年旧城每平方公里为534人，新城为430人。交通条件和人口密度是集市的重要条件，但文化传统的价值也不可小觑。民国二十三年(1934)，临潭县推行自治，其中一个举措是在原来逢一的旬集基础上增开四、七集日，结果群众不买账，遂不了了之。

洮州旧城的市场西通夏河拉卜楞寺，南抵郎木寺，北至申藏、北山旗，东南连接卓尼柳林镇(无集市)，旧城是每天开市的日集，是回、藏、汉各民族交换商品的中心市场。旧城中心市场的商业地位使旧城青苗会在覆盖范围、经费来源上大大超过其他青苗会，以龙神五国爷为信仰、以旧城青苗会为体系的仪式中心在晚清就已确立。作为政治中心的新城的集市是典型的集市，新城南门外十日一集，谓之“营上”。“牛马喧腾百货饶，每旬交易不需招”，可见新城集市是十日一次的旬集。

施坚雅关于“中间市场”及其“中心地”的说法有解释洮州新、旧二城仪式分立的潜力，但其“基层市场”以及“中心地”的层面却无法解释洮州社会组织分布的实际情况。洮州拥有两个高级别的市场而缺少基层市场的状况并没有限制基层社会组织的形成。龙神徐达的庙宇位于洮州的行政中心新城(洮州卫所厅治)城背后，距离新城城隍庙有400米，民间认为冶力关的常爷、南路佛爷(胡大海)的影响特别大，而徐达似乎不如前两位，但洮州人都承认徐达的神位高高在上。在每年一度的迎神赛会上，18位龙神皆赶往新城城隍庙的龙王祠，祠内有18位龙神的牌位。这样看来徐达作为镇守新城的东道主颇有“召集人”的味道，以主人姿态出现的徐达似乎没有设立分庙的必要。徐达位尊而只拥有一庙一会，恰好隐喻其超越众神的权力。清同治以后旧城的五国爷、冯旗太太不来新城参加迎神赛会，这成为地方的重大事件，当地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其中一则说:

五国爷和冯旗太太在同治以前都到新城参加迎神赛会，但是赛会期间发了冰雹，十八龙神的会首聚会讨论和神算，神算的结果是五国爷和冯旗太太因在路上调情、有暧昧关系，所以招致神怒而引发冰雹。自此旧城、冯旗二会发誓永远不去新城参加赛会。

组织分化和仪式分立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经济和市场地位。如果说新、旧二城的仪式裂变符合“中心市场”区域的市场体系理论，是新、旧二城中心市场的经济地位的现实体现，那么其经济地位又自然地投射到组织的内在结构中。二是行政中心的引力。尽管市场和经济是很重要的原因，但不可过分夸大。在清同治以前，新城作为国家行政中心，其地位是比较稳固的，此二地青苗会也与作为政治中心的新城保持着仪式联系。仪式分立发生在同治兵燹之后，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地方战乱和国家积弱的反映。当国家意识的引力作用减小时，民间组织有走向碎片化的趋势，星团结构出现紊乱，不调整便难以为继。三是文化自主性。新、旧二城存在文化差异，旧城有“回城”之称，伊斯兰文化色彩颇浓，而旧城的周围地区则是藏民村落，藏文化的显著影响使得旧城青苗会更富有佛教色彩;新城周围的汉族传统更加突出和明显，尽管其社会组织对不同族群和文化表现了很大的开放性。文化自主性是组织结构中内在的驱动力，它的成长需要上述环境条件的支持。在洮岷地区出现的几套龙神体系可能有这些因素的作用。

洮州虽然缺少基层市场，但并没有影响基层的仪式和乡村权力中心的形成，而且洮州存在一个发达的社会组织网络——青苗会体系。施坚雅说:“在复杂社会中，市场结构必然会形成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并为使大量农民社区结合成单一的社会体系，即完整的社会，提供一种重要模式。” 18个龙神的庙宇中，除新、旧二城加上冶力关和新堡有专业市场的市镇，14个庙宇所在地不是集市，12个庙宇不在乡级行政中心。然而14个龙神庙宇无一例外地都成为社区的仪式中心地。在洮河北岸的新堡青石山，南路爷庙宇并没有位于集镇，但它不仅成为新堡5会10村的仪式和权力中心，而且南路爷胡大海的领地覆盖了洮河两岸的广大汉藏地区，所以“南路佛爷马路宽”成了当地人的口头语。甘沟—羊沙的庙宇中心没有可以依托的基层市场来构建自己的青苗会体系。事实上甘沟与羊沙的联系是宗族的、仪式的联系，宽泛地说，是文化联系而不是市场联系。宗族控制大庙和青苗会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西路的刘顺大会、石山大会的庙宇群落实际上各自构成一个冰雹防御体系，当然整个洮州的龙神信仰和青苗会的仪式活动都包涵着防御生态危机的仪式。西路的石山据说是冰雹发动的起源地，石山会的大庙就在石山脚下，这些由若干村落构成一个共同体的方式是建立在防御冰雹的协同组织和共同仪式基础上的。所谓“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是基层市场区域”的说法，在洮州是不适用的。洮州有18个青苗会大会，而只有两个市场中心地，也就是说大多数基层社会组织没有自己的基层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