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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经贵算是南越政权倒塌前第一批投诚的带路党,因此他和他的家人在战后所得到的待遇也是南越的遗老遗少们难以企及。阮经贵到了胜利港之后,很快就被施耐德要到了商务部做事,而当时执委会的打算,就是要把他收服之后派回南越地区做事,以便能够充分利用他的土著身份优势。而他弟弟阮经文也同样得到了重用,被吸纳进了警察司,以他曾经当过军官的资历,只要保持对执委会的忠诚,得到提拔重用基本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阮经贵进入商务部之后,除了担任施耐德的私人助理之外,也开始逐步地接手一些与安南相关的贸易事务。作为目前与海汉间的贸易量仅次于大明,在移民输入方面甚至与大明平起平坐的主要贸易伙伴,海汉对于安南的重视程度还是相当高的。在商务部里有专设的安南事务处,负责处理海汉与安南之间的日常贸易。
与海汉在大明所采取的贸易策略有所不同,商务部门并不是通过走私的方式来打开安南的贸易大门,而是一开始就跟安南的统治阶级达成了贸易协议,以公开的方式向安南输入工业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安南当时正陷入战争泥坑的状况,大量的劳动力被迫征发去前线为战争服务,甚至连食盐都需要从海汉大规模地进口。如今安南内战虽然已经宣告结束,但这两年来质优价廉的海汉精盐已经占据了原北越地区的主要市场,双方的每一次贸易协议修订,也都还是会将食盐作为主要的商品列入到协议当中去。
伴随着食盐一起进入安南的,还有其他为数众多的工业产品,如玻璃器、香皂、火柴、铁制农具等等。不仅如此,就连廉价的农业产品,也被商务部门想方设法地折腾出了名堂,以高价卖到安南。比如今年才开始出产的棕榈油,由于产量较少,商务部门便打出了“皇家食用油“的招牌噱头,向安南的贵族们进行推销。这种据说只有纯正海汉人才有资格享用的高级食用油在安南国内一经推出便获得热销,每吨棕榈油的价格是商务部门在广州试销时的整整三倍之多。
不过这也难怪,海汉这个名号在安南的权威性可比在大明强多了,毕竟是能够改变安南内战局面的强者,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高层,都乐于模仿海汉式的生活方式。至于价钱,这种定位明确的商品本来就不会卖给穷人,其销售对象在购买时也不会过多地考虑价格问题,他们早就在过往的两年里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势——只要海汉人说是好东西,那肯定不会差。
而提出这个销售方案的人,正是加入商务部不久的阮经贵。虽然当时的南越朝廷并没有与海汉建立起官方的贸易关系,但将海汉商品从胜利港源源不断运往南越贩卖的大明海商却是从未断绝过,因此南越当时的风气其实也有类似的地方,有时候甚至因为货源紧缺,同样的商品在南越的紧俏程度还大大地超过了北方。南越的权贵虽然在朝堂上都对海汉参与安南内战义愤填膺,但几乎每个人家中都有收藏海汉出产的高级玻璃文具。正是出于对安南国内状况的了解,阮经贵才提出了这样的销售方式。
靠着概念炒作来提升逼格,进而拉动产品价格上升,这种商业操作模式在另一个时空中自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市面上所谓的直销企业都是用的这个套路。但在这个时代,阮经贵能够无师自通地想出来这套销售策略,却也足见他的确在商业方面有些过人的天赋。施耐德在确认了这件事之后,便将对越商贸策略的筹划工作交给了阮经贵来跟进。
阮经贵倒也真没有辜负施耐德的信任,很快便照着这个路数,又理出了其他农业品的炒作方案。在商务部门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之后,上半年出口到安南的农业品比预计的收入增加了两倍有余。这可不是路边的杂货铺子多卖少卖几瓶油几斤醋的概念,农业品销售策略调整所带来的效益增长足以让海军在年内再添两艘大船了。
正是因为在商务部近半年时间内的优异表现,阮经贵终于得到了执委会的信任,委派他以海汉商务代表的身份前往岘港,负责交涉处理当地的贸易状况,并参与筹划当地的港口商贸区建设。
原本按照海汉与安南朝廷之间达成的协议,在顺化战役后得到海汉庇护的南越遗臣都不可再返回安南国内。不过由于海汉租界可享受治外法权,像阮经贵这种身份即便到了岘港,只要他不故意离开租界范围,安南官方也只能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而对于阮经贵来说,能够有幸再次踏上安南国土,已经算得上是意外之喜了。当初在顺化城外登船的时候,他曾以为自己大概不会有机会再回到这片土地上。没想到仅仅才过去了半年,自己就回到了故土——当然了,这片地方已经不再姓阮,而是改姓郑了。
阮经贵虽然肩负着海汉执委会委任的职务,但说实话也并没有衣锦还乡的感觉,反倒很像是被发配去穷乡僻壤当县官的落魄者。岘港的地理环境虽然不错,但以前的南越朝廷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商业开发,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里都是出于近乎原始的状态,直到最近两个月,这里才陆陆续续地有人搬来定居。
这些人并不是机缘巧合之下才来到这里,事实上他们就是安南朝廷为海汉所准备的劳工。按照双方协议,这些劳工在完成了本地的建设工程之后,将会有自行选择是否加入海汉作一个海汉归化民的权力。可以说这个工程的本质就是安南朝廷用人口来换一个由海汉负责建设,海汉实际控制,安南只享有名义上的归属权和一部分使用权的港口。
安南不但得忍气吞声地吃下这个亏,而且还得设法让海汉人尽快地开始实施岘港的开发计划,因为南越地区的海上贸易停滞,对于国库收入严重不足的安南朝廷来说绝对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海汉人去年攻打会安的时候,带走了当地几乎所有的大明商人,并且还赶跑了唯一的西方合作伙伴葡萄牙人,可以说直接就扼杀了当时的南越海上贸易。如果从那时候安南朝廷的立场来说,海汉人的做法没有丝毫的问题,而且可谓是非常出色,一举就断绝了南越朝廷最大的经济来源。但这事到了战后,就逐渐显现出了弊端。
安南朝廷不是没有尝试过自己挽袖子上场,然而能搭上关系的大明海商都表示如果没有海汉人的认可,他们并不想再冒着经历战争的风险去安南做生意。而葡萄牙人的说法更为直接,他们认为海汉是比安南更重要的合作伙伴,在海汉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之前,葡萄牙不会单方面与安南商谈贸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