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此事还得斟酌一二，毕竟这只不过是方鄣明一面之词，万一我们这样做了，到头来一切证据还是指向他。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农商总长张謇表示反对，他提议道：“这种大事还是慎重点的为好，就算不是方鄣明干的，可毕竟他的嫌疑最大，这种时候以内阁出面为他背书。恐怕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什么叫嫌疑最大？照我来日本人的嫌疑更大！方鄣明再傻也不会傻到前脚到长崎后脚就搞起刺杀孙文的勾当。话再说回来。难道孙文还有未卜先知的本事？明明知道有人要杀他，为了对方行刺方便特意从东京跑到长崎，坐等着对方船到后再把人请过去主动吃上几颗花生米不成？”外交总长曹汝霖本就是方子达的盟友，前面议论时作为外交总长的他并没太多发言，因为他对此也有所疑惑，可当方子达的电报来后，很快就搞明白了究竟，心头一松，底气也就足了，张謇话音刚落他就出口讽嘲了几句，他这番话立即就引来哄堂大笑，刚前凝重的气氛也就此变得轻松起来。

“你……老夫又没说方鄣明就是凶手，只不过建议慎重从事，曹润田，你这是什么意思？”

“呵呵，我哪里有什么意思，只不过觉得这种慎重根本就没必要。方鄣明电报中所说是否真假调查起来很是容易，就算孙文之事和蒋志清等人有关又如何？蒋志清是蒋志清，方鄣明是方鄣明，难道现在还是满清时代搞株连九族不成？何况此事究竟怎么回事，我想大家心中也猜到了一二，与其窝里斗，倒不如硬它一回。唯唯诺诺，瞻前顾后，反而落入日方圈套！”曹汝霖冷笑一声，根本就怕张謇的责问，反而暗中讥讽了他几句。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老夫好心还办错事了不成？鹤卿兄，你倒是来评评理。”张謇气得双手发抖，神情气愤地把头转向了蔡元培。当然，他的这番姿态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假，这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了，既然蔡元培刚前是极力要求惩处方子达的要员，现在当然要把他拉进自己的阵营，再加上国防部的反对，这样一来内阁投票就不一定能通过了，只要把这事拖上一拖，搞得方子达身败名裂，他张謇就有机会取而代之。

可他万万没想到，蔡元培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夫子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政客，而是一个文人和教育家。没错，他刚前的确是强烈要求内阁对方子达进行惩处，并提议撤消其一切职务。但他做出这种要求的前提是先入为主，认为孙文之死和方子达有关，在愤怒之下这才作出的举动。

但听过方子达发来的长篇电报后，蔡元培愕然发现事实的真相恐怕不是他所想象的那种，而且曹汝霖说的也有道理，方子达是否是元凶要查起来很是简单，孙文那么巧合从在方子达刚刚抵达长崎的时候从东京跑到长崎，难道这里面就没有蹊跷么？

蔡元培虽然没有政治经验，但不代表他就没脑子，相反在座人中他的智力比大多数人高得多，只不过平时专于教育和研究，对俗事并不在意罢了。听得张謇问他意见，他皱眉想了想，开口道：“我考虑了下，觉得还是按章总长意见办吧。”

蔡元培表明了态度，也等于相信了方子达电报中的陈述，张謇没料到会是这样，当即愣了一下，直愣愣地着蔡元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确认他说的内容自己的确没听错后，张謇忍不住暗暗大骂蔡元培简直是个王八蛋，这么好的机会也不知道把握，居然还同意对方意见，根本就是读死书给读傻掉的典型。

段芝贵是个老狐狸，接任国防部长职务后的他在内阁会议中一直哼哼哈哈和稀泥，表现一贯低调，今天的会议也是如此，就如一个毫无关联的旁人一般基本不发表意见，只是装着打磕睡任凭事态的发展。

当见到内阁大多数都赞同章宗祥的意见时，段芝贵就知道用这件事把方子达搞下台是暂时不可能的了。既然如此，他也不会枉作恶人，当宋教仁点名征求他意见时，他就随大流地说了几句废话，最后婉转表示支持内阁决议。

内阁成员中，除少数如张謇这样的人外，基本上不是偏向方子达一派就是中立派，何况又没了段芝贵的明确支持，所以在宋教仁表示对此事表决时候很轻易的就通过了按照方子达电报中所要求的立即开始行动。

当天下午，宋教仁召集紧急国会，用kmt作为第一大党的优势在极短的时间就拿出了正式结果。接着，总理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孙文之死表示哀悼和强烈谴责，同时拐弯抹角地指责日本治安恶化状况，以表示对此案的高度重视，邀请协约国各国对此进行联合调查，以避免外界因素影响而导致的案情混乱。

与此同时，曹汝霖代表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施放所谓的“嫌疑人”并澄清事实，还中国政府官员以清白。

对中国政府的要求，日本方面一口否决。口口声声说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蒋志清和戴季陶就是杀害孙文的主使之一，而直接行凶者就是他们的护卫人员，根据东京警视厅传来的最新消息，在他们的旅馆中已搜出了行凶的手枪，这个案子由于发生在日本本土，根据国际法律惯例，此案必须由日本司法进行独立审查，根本不需要联合调查，也没必要交由第三国处理。

曹汝霖当即对此反驳，他表示，蒋志清、戴季陶等人作为出使美国代表团成员具有外交身份，外交人员涉入刑事案，作为东京警视厅根本没有权利出面扣押和调查，而应该先通报对方所在国的大使馆和外交部，随后在取得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方可调查。而日本政府这样做简直就是先斩后奏，至于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所谓证据，在没有中方派人员监督的情况下根本不足为凭。加上此案的受害者也是中国人，案情牵涉政治方面极其敏感，强烈要求联合重新调查，并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交由第三国独立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