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什么……”老温一时间还是没反应过来。

“温伯伯，你联系一下最近发生在西南的事情吧。”曾凌风提醒道。

“呃……”老温沉默了。

他已经懂得了曾凌风的意思，曾凌风这是在告诉他，这份看上去极其喜人的gDP成绩单，是以环境的严重破坏换来的。各地都为了追求高gDP，不顾代价的牺牲环境。

半晌之后，老温说道：“凌风，你的意思，我懂。但是，现在国情如此，我也没有办法啊。”

“温伯伯，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国情，那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来考察官员的政绩都是唯gDP论的。一旦我们改换这评价标准，这样的国情，自然会成为历史。”曾凌风摆手道。

老温再次沉默。

曾凌风也不管老温的态度，继续说道：“温伯伯，如果说，改革开始后的前30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壮大全国乃至各地经济总量的话，那么，随着内地‘万亿俱乐部’成员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一任务若不讲彻底实现，也已接近完成，因此，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就应从追求gDP的增长，转向在保持适度发展速度的同时，着重于如何分配已经做大的蛋糕，提高民众收入和改善民生上来。现在正是明确发出这一信号的时候。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发展目的和当前的内外环境两方面来看待。”

做大蛋糕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成为更好地为民众分配蛋糕的手段。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国强民富，换言之，最后落脚点都在民富上。要实现普遍的民富，就需要有一定量的财富，否则，民富就没有根基。

这个财富的规模，视一国的人口、资源以及当时世界其他富裕国家的水平而定。在这一限度内，应充分挖掘经济发展的潜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各种因素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做大蛋糕；超出该限度，则可能会引起环境、资源等各种约束条件的全面紧张。

就中国内地而言，由于人口众多，且经济发展的基础薄弱，所以需要一个较长时段的做大蛋糕的过程，这也就是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一门心思发展经济的原因，先把蛋糕做大，满足分配之需。当且仅当在这一点上，经济增长可视为发展之目的。

但另一面也要看到，由于我们的资源和环境相对人口的局限，特别是在做大蛋糕中不注意发展方式的改变，虽然目前的gDP已经做得非常大，各个省份纷纷进入“万亿俱乐部”行列，然而，环境资源也消耗和破坏得差不多，假如不彻底改变发展方式，根本不可能继续支撑我们以当前的速度发展。

这就从这次发生在西南地区的事例，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盆地里的一省一市，注重可持续发展，并没有为了gDP的增长而肆意破坏环境，相反，这些年来，一直重视改善水利设施等民生工程，在这次大干旱里面，虽然同样遭遇了极端气候，但是，对当地百姓的生活，却是没有什么影响。

而另外的三个省，云南为了产生高速的经济增长，大力发展橡胶种植园，破坏了当地的环境，使得生态系统抵抗气候变化的能力无限下降。广西的情况也差不多，大力种植桉树等速生林，发展造纸业等高污染产业，同样造成环境的极大破坏。贵州的情况稍微特殊一些，是因为经济情况不好，使得水利设施极不完善，抗旱能力差。而这三个省现在的情况，温伯伯你也亲眼看见了。

遭遇相同的气候，只是因为在以前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却是出现如此截然不同的结果。孰优孰劣，岂不一目了然？

另一后遗症是，或许由于做大蛋糕的时间很长，一些地方的领导不自觉地把手段替换为目的，为做大蛋糕而做大蛋糕。并不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关系，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致使民众的相对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要实行民众的普遍富裕，做大蛋糕是前提，公平分配蛋糕则是关键。光有前者没有后者，不但有违经济发展之目的，而且，长时间的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最终会使得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下去。因为以粗放式的发展方式积累的财富，不过是对自然和劳动力的掠夺，它以环境和劳动力的损害为代价，破坏了继续发展的自然和人力基础。除此外，蛋糕能够得以不断做大的另一重要因素，在于有庞大的外部需求可以吸纳国内因多数民众收入提高不快而无法消化的产品和生产力。

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外部需求也开始萎缩。如果不适时扩张内需，将原先由外需吸收的生产力转由内需消化，势必将发生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危机。而要扩张内需，首当其冲就是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做好蛋糕的分配，由此形成的消费型社会将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的状况，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

这些道理其实并不难懂，关键是要有决心去克服利益的羁绊。目前来看，除外部因素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转型外，内部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一就是经济增长困难本身为发展观念的改变和发展主题的转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时，受发展惯性及利益驱动影响，想进行任务的转变也很困难；但现在，当地方政府意识到即使做出加倍的努力也不可能达到过去的增长速度，反而可能不会去参与地方gDP的竞赛。二是多个省份的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去年实现近年最高，不仅在经济增速上全国奠底的上海其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上年有大幅增长，跑赢gDP近6个百分点，而且经济增长超过东部省份的一些西部省份，其人均收入增速尤为可喜。全国20个省市人均gDP超4000美元，京津沪更是直逼发达国家。三是广东等传统的经济大省，继四川和重庆之后，在今年纷纷不提gDP增长，而把重点放在结构转型和民众收入提高上，初步显示出一种发展方式的自觉。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反馈人民。在我们各个省份的经济总量赶超欧洲多数发达国家时，也要看到还有一半国民的人均纯收入在中位数以下。这一反差凸显发展主题的转向已刻不容缓。总之，现在内外条件均已具备，为自觉引导这一转变，理应明确提出，是时候改变gDP挂帅的政绩考核模式了。”最后，曾凌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