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城破的时候，嘉庆绑了朱珪，因为朱珪不肯走。而且朱珪也不想让他走，如果换一个人，他肯定以为这个人是叛徒，被贼寇收买了，想让他死。但他绝对信任朱珪，知道朱珪是想让他一死全节。

朱珪说，清朝开国至今，并未出现昏君，这是历代都难得的事情，嘉庆也没有亡国之君的作为，却背负亡国之祸，这实乃天命，若能一死，史书留名。可是若一跑，整个清朝就蒙上了污点。

嘉庆叹了口气，真的没有昏君吗，修史的后人会如何评价他的父皇呢。假如他真的按照朱珪说的，死社稷，他自己确实会得到较高的评价，比如明朝的崇祯，都说他不是亡国之君，他的大臣实在是亡国之臣。

不过乾隆的评价恐怕就全完了，会是整个清朝最混账的皇帝，远不如朱珪评价的“半生英明，半生误”。朱珪说的很客观，说乾隆帝可比唐时之唐明皇（玄宗，避讳康熙玄烨，清朝只能称唐明皇）。但史家的评价远比这个苛刻多了，汉武帝那样的皇帝，都被跟秦始皇类比，说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古代秦始皇评价不高，被认为是他的政治给秦国灭国埋下了祸根）。唐朝到底没有就此而亡，若是大清亡了，那乾隆就是既有亡国之失，也有亡国之祸了。这可就是被清朝一朝，甚至乾隆自己讥讽过的明朝天启、万历皇帝了。

不过嘉庆之所以逃，也不是为了他爹的名声考虑，父子俩基本没有什么感情，乾隆死的时候，嘉庆感到的更多是解放，而不是悲伤。嘉庆之所以逃，那是因为爱新觉罗家历代皇帝都不赞成崇祯那种死社稷的做法，认为如果崇祯能早作打算，不顾忌于文臣的态度和评说，力主南迁，明朝至少能保住半壁江山。至于说让太子南下，这一点更不可取，北宋亡国，就是徽钦二宗禅让之过。

一想到北宋故事，嘉庆有时候再想，如果当初乾隆不禅让，而是等他死了，让自己光明正大的继位，是不是这些变化就不会发生呢。

多想无益，他在最后时刻，坚决巡狩，离开了北京。朱珪被他强行带到了太原府，可一直意志消沉，师徒俩进行了一次关键的谈话，嘉庆都哭了，哭诉如果他死社稷，难道把天下拱手交给贼寇就好吗。

朱珪见皇帝哭了，跪下谢罪，连声哀叹，最后发源，或许天数将近，但他也要争一争。

有朱珪这一帮大臣辅佐，嘉庆在山西的局面很快就好转了。他从北京带来的大臣不多，而且几乎没带一个权贵，临走的时候，他的亲兵只带了少数职守军机处的大臣，都是嘉庆极为信赖，朱珪推荐的中正之臣。

有朱珪，有刘墉，还有状元出身的陕西人王杰。

这三人的能力自不用说，朱珪身为帝师，辅佐他诛除和珅，整饬吏治，满朝文武敬服；刘墉，外号刘罗锅，官宦世家，他爷爷辈起开始做官，他爹是大名鼎鼎的刘统勋，刘墉自己也极为出名，在和珅权柄熏天的时代，还能做到一身轻，除了家族背景过硬之外，还跟他个人能力超群有关；王杰虽没有这俩人那么出彩，在朝四十余年，忠清劲直，老成端谨，不结党营私，不趋炎附势。一直在做京官，直到大学士。

关键是此人的身份，他是一个陕西人，在陕西士绅中颇有名望，他政绩虽不显著，可学术有成，推广宋代张载的关学，俨然有在清代复兴这一陕西学派的势头。乃西北一带文魁。

重要的是，这三人都在斗到和珅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王杰政绩上稍亏，但也颇有见地，他力主要主张实行怀柔政策，优待归顺的教匪，把教匪的根源归于地方史治黑暗、官逼民反所造成。主张用募兵的方法把乡勇和起义人员改编为正式军队。

有这三人在，嘉庆的朝堂威望就在。虽然到了地方，可是行政效率竟然大幅度提高。以前嘉庆通过六部、军机处等等一整套京官班子来统辖地方，现在几乎是直接管理地方督抚，没想到竟然更加便利。难道当时朝堂上的群臣都是无用的摆设？

嘉庆坐镇太原府，朱珪亲自扶持，要在山西挡住贼寇西进之路；派王杰去陕甘督军，让他招募陕甘乡勇为军，如果局势再坏，嘉庆还可以退入关中，以秦地为基业，守关静待时变；派刘墉去四川坐镇，稳住天府之国，作为大后方。

内有川陕晋三省，外联东北蒙古诸番，也许能力挽狂澜。

可这怎么看也是一个北元的败局，所以嘉庆也做好了北逃外藩蒙古的打算，如果事不可为，大清国祚在漠北也能承继。

逃离的北京之后，嘉庆突然发现，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眼前的死结并没有那么可怕，退一步真的海阔天空，处处退路啊。

有退路的嘉庆等来了贼军的进攻，山西軍队进驻正定驻防，死守井陉关，如果能挡住贼军，则天下大事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