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琅没有封堵城西，探马还是布置的，他们抓回来了几个百姓，看模样不像是穷人，虽然穿着破衣烂衫，可一个个都富态的很。

审问之后才知道，这些人确实是北京的富商，而不是穷人。周琅这才知道，清军并没有放开城门让百姓出城逃亡，他们是买通了守城的八旗兵私放他们出城的。他们说城里明码标价，一百两就可以买到一张出城票，有人专门办理这项业务，给了钱，他有办法带人出城。

这群八旗大爷，生意做的倒是不错。

嘉庆没有让百姓出城，说明两个原因，有可能是北京城存粮真的很多，嘉庆有恃无恐，不担心饥民动乱，也有可能是打算最后关头驱百姓守城，这两个结果那个对周琅来说都不是好事。

询问过富商城里的情况，对方表示全城戒严，问他粮价问题，他说官府查封了所有的粮商，现在一律平价买卖，按人按天买粮，倒也勉强能吃饱。

从富商身上问不出太多东西，周琅就直接把他放了。

之后几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城，大多是富裕阶层，老百姓可买不起出城票。

战局陷入僵持。

这是一种双方互相的焦虑。

正所谓关心则乱，正因为关心，反而双方都理不清头绪。

周琅四处寻找北京城弱点而不可得，在朱珪眼里北京城却是处处破绽。

援兵不是没有，朱珪不敢调动，他的部署之前也是一直参考了朱元璋北伐路线制定的，徐达第一步是从两淮攻打山东，所以朱珪在江淮和山东都做了防备，重兵压在扬州一带，并且准许官兵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可以后撤到徐州，目的是保卫山东。按照朱珪的看法，两淮过于靠近江南，敌军重点进攻之下，江淮很难守住，所以准许后退，拉长敌人的补给线。可朱珪这个口子一开，结果给前线清军制造了撤退的借口，大踏步往后退。

徐达占领山东之后，选择攻取河南，然后是潼关。河南无险可守，但潼关却是几千年来最有名的险关，历代正面攻取的成功案例极少。所以朱珪让陕甘清军重点布防潼关，只要敌人攻不下潼关，就要防备陕甘精兵从出关攻击河南，只能留守重兵在潼关之外围堵。所以只要潼关在手，敌人就不敢放心攻打北京。

另一个重点布防地区是荆襄，荆襄不失，则河南、山西、四川和湖南，甚至云贵，都能连为一体，大半江山就在大清手里握着。荆襄丢失则数省零散，敌人逐个击破，易如反掌。所以朱珪调川楚大军布防荆襄，湖南、云贵大军协防。

这些軍队都不能动，而且也没有动的意义，北京城防卫力量足够了，超过二十万人驻扎北京，如果守不住，援兵来了同样守不住。增加人只是增添更多后勤负担而已。

陕甘、川楚的精兵也并不比北京的强，这一点朱珪很确信，因为他调动了一部分镇压万白莲教的大军在北京布防，先后参加了天津和通州之战，这些軍队的表现确实比旧八旗兵要好很多，可依然无法抵达贼军，尤其是张家湾野战，彻底打掉了朱珪的信心。

通过俄国人，朱珪了解到，敌人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缺点，要打败敌人，只能比他们更强，除此之外没有取巧之处。

跟尼古拉感受到的不同，朱珪并不觉得自己不通军事，他早就读过兵书，这几年读的更多了，加强训练，严明军纪，这些他都做到了，还打不过敌人，只能说非人力所能为，或许是天命。到了这种时候，朱珪脑子里都没有出现过让俄国人帮忙练兵的想法，而尼古拉认为这是他们最明智的选择。甚至尼古拉认为，对方应该请自己去指挥清军。

朱珪对夷人的不信任心理，以及偏见，让他根本就产生不了这种想法，他所能想到的，依然是据城死守，只是朱珪明白久守必失的道理，哪有攻不破的城池。只希望贼人后勤供给不上，不得不撤兵。

所以朱珪想到唯一主动的应对之策，就是在后方招募猛士，骚扰敌人粮道。

朱珪不相信贼人依靠不稳定的海路，能长期在北京作战，贼人一定会在周边征粮，肯定早就弄得天怒人怨，只要稍加鼓动，百姓必然四处起事。官府如果能够加以合理引导，以官职、重赏相诱，必有猛士响应朝廷号令，诛贼保国。

不过不等朱珪看到他在后方招募猛士的策略起到作用，一声轰响，朝阳门的城门楼子倒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