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许多反清团体从日本带回这些书籍，也不是没有作用，在流传过程中，确实激发了一些人的反清思想，但那也是流传了几十年的结果。而且反清主要是因为不满，这些书籍不过是给了他们一个反抗的理由，然后让他们产生勇气走向反清的立场，接着他们的立场，又反过来强化了他们对满清的恨意。

王辅茞看完这些书之后，感情强烈，其实是因为他已经站在了反清的立场，他需要各种观点来为他的立场做背书，这些明末文人的观念，给他提供了心理支持。所以他看完后，立马就在福建刊印发行，可引起了效果并不明显。

反倒是白莲教起义之后，文人们开始站出来，加入了王辅茞和周琅的幕府，然后开始发表各种满清无道的声讨文章，正义感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其实也是因为立场转变后需要为立场寻找心理支持。

随着大势的变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变，可他们到底是看到满清不行了，明哲保身还是真的激发了内心的民族感，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反正周琅发现这些情况之后，就已经放弃了跟效忠满清的文人打嘴仗，还不如直接带兵去北京刷一下存在，这对他们的打击才是致命的。

不过必要的舆论工具还是需要的，这需要王辅茞来操作，他就是这个时代的文人，他最了解这个时代的文人，他的心理转变很能代表其他的文人。周琅并不了解这时代的文人，他也不擅长这种互相泼脏水的宣传方式，他过去带团队，凝聚人心的手法也不是通过给对手抹黑，而是描画自己事业的前景，给予丰厚的薪水，用正能量来激发团队的斗志。

王辅茞的病情并不严重，当地名医给他开了清心去火的方子，照方抓药，几服药下去，就好的差不多了。

他的工作中心马上转向北伐计划，軍队问题不用他负责，他主要负责的是民政。

对于北伐的粮草供应问题，王辅茞建议应该开征赋税了，靠关税、商税不足以长期支持周琅的军事行动，福建已经免了一年钱粮，如今政局稳定，百姓拥护，是到了该征收赋税的时候了。

周琅同意，不向地主们征税，只收关税、商税，通过做生意赚钱，虽然以后也可以慢慢弥补上来，可政权跟地方的纽带就断了。让地主们纳粮交钱，也是他们给新政权的投名状，代表他们开始接受和拥护新政权。由于他们交了钱，多多少少也会更希望这个政权能赢。就好比小股民明明没有多少股票，也很希望股价上涨一样。

由于胥吏都是本地人，在福建胥吏阶层投靠周琅之后，王辅茞已经将福建的地方官府，恢复到了满清时代的程度，只是满清时候的积弊自然也不少，但新朝新气象，目前从周琅到王辅茞等上层还比较认真，积弊没有满清时候那么严重。

积弊稍微轻一些，但满清时候的官府只能却全都恢复了，此时征收传统的赋税，不存在任何操作上的难度。

立刻发下政令，今年秋粮昭常征收，同时严查各种陋规，希望这种王朝初年的新气象，能够持续个几年，到时候周琅就有充足的能力来进行彻底改革了。

地主们也没有抗税，抗粮的现象，大家都平平静静按照老传统缴纳了赋税，毕竟清朝过去的税率确实不高，一块土地上的收成，连十分之一都拿不走，地主却可以拿一半，佃农拿剩下的。

秋粮渐渐入库，粮草充足，支持周琅手下十万人长期战斗，不是什么问题。

通过佛山源源不断的将广东的各种资源带到福建，主要是铁这样的战略物资，佛山犹如一个漏斗，他的存在，让整个广东的铁矿资源在这里集中，采购起来极为方便，大量铁料从佛山进入福州兵工厂。

尽管佛山采购来的是成品铁料，但因为各种问题，还要经过回炉，用更高的高炉，更高的炉温，更干净的焦煤，重新熔炼后铁质大大改善，可以用来铸造英式大炮了，目前铸造大口径重炮技术能力还不足，可铸造12磅、8磅和6磅的步兵炮是足够了。

打造步枪比铸炮更容易一些，倒是都不用重新回炉，而是用在福州周边的溪流旁建造的那些水力锻造工厂中锤锻，用反复锻打的方式不但能去除杂质，而且能让铁质更加密实，韧性更足。

子弹的铸造，火药的生产，都有条不紊的进行。

嘉庆二年农历新年到来前，就已经完全了所有的准备，过年后就准备进行行动过。

万事俱备，王辅茞最后提出，还需要一份檄文，奉天讨清的檄文。

朱元璋当年消灭了南方陈友谅等等割据势力，稳定南方之后，才开始北伐，为了取得道义上的舆论优势，就发过奉天北伐讨元檄文，当时操刀的是名臣宋濂，对文臣来说，这也是一种荣誉。

内容甚至都大同小异，就是强调满清的胡虏身份，历数满清的种种暴行，诸如乾隆重用奸臣，天下貪官横行，告诉天下人满清国运大限已到。中原两百年必有英雄出，奉天应命，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檄文在福建甚为发达的印刷作坊中不断印刷，印了三十万份。

不过这一切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王辅茞本想光明正大的做舆论宣传的，但周琅反对，这些檄文必须是在登陆之后才能发放，否则影响军事行动的突然性。

事实上，周琅之所以要去打一下北京，也是因为判断出北京空虚的现状。他去打北京，目的是威慑，是打击满清的威望。兵到了北京就是胜利，但如果能真的打下北京，对满清的打击更大，当然更是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