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甚至同意和珅推出的赎罪银的建议，由于赎罪银直入内务府，等于将天下犯罪的官员变成皇帝的财源，这等于间接鼓励犯罪，貪污不怕，只要有足够的钱赎罪就行了，所以不是不能贪，而是要多贪。这种事乾隆都做得出来，说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见不得贪腐的皇帝，大概没什么可信度。

乾隆不加节制的接受天下大员的贡礼，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关于进贡，清朝是有规定的，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作为督抚跟皇帝之间联络感情的通道，并不追求价值，而且为了避免给地方造成负担，还严格控制进攻的次数，每年只限于冬至，中秋，还有皇帝生日，才允许进贡，称之为三节。到了乾隆晚年，在和珅的主持下，这些规矩全都被打破。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乾隆照样来者不拒，明明知道不和规矩，却从不纠正。

地方官员们看到了门道，为了讨好皇帝，也不管一年三节的限制了。除了三大节，端午、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都踊跃进贡。除此之外，大臣们开动脑筋，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

乾隆四十一年东巡，地方官迎銮贡。不过迎銮贡，之前仅限于所经过地方的官员，而这一次，湖广、广东的巡抚官员们都千里迢迢赶来进献大批财物，完全不合规矩，乾隆同样照单全收，还对这些督抚的孝心表示赞许。

而且乾隆索要贡品，已经不像康熙雍正时期，只是象征性的跟地方之间的互动往来，康熙雍正对地方督抚的贡品，往往回上的更多，以示皇帝的恩赐。可乾隆就没什么顾虑了，索要贡品力求精美。甚至特别嘱咐粤海关，让他们采办贡礼，不要节省钱。海外的珍珠玳瑁、象牙宝石是一船一船往皇宫里送。但粤海关绝不会出这笔钱，最后还是十三行商人出了。名目叫做帮贡，意思是帮助督抚完成贡礼。

这些情况乾隆不可能不知道，云南因为督抚向下谈判贡礼，总督向官员摊牌，官员向商民摊牌，最后全都有最底层的百姓买单，乃至引起了动荡，最后乾隆下令查办，云贵总督恒文被抄家，然后发现他上贡给皇帝的贡礼，只是他搜刮的一小部分。

乾隆知道这些情况，但知道归知道，他就是无法克制。

后世有种说法，乾隆朝贪腐案多发，根源就在于乾隆自己都贪，造成地方官们假借给乾隆办贡礼的名义，敲诈勒索。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一个经济现象，古今中外，所有国家都会有这么一个经济处于高点，贫富差距加大，政府貪污腐敗的阶段。

乾隆晚期也是如此，随着人口到达了中国历史的顶端，达到了四亿人口后，以此为基础的农业经济进入了巅峰，手工业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贫富分化，官员贪腐，这都是正常现象，每一个王朝初期很少出现大的贪腐案，说句不好听的，全国都是穷鬼的时候，贪都贪不到钱。

所以乾隆自己也知道地方官员贪婪，但乾隆不是雍正那样对这种事情极为关注的人，他是那种随性宽纵之人，做事情喜欢随心所欲，颇有些八旗纨绔的祖风，他之所以要惩治伍拉那，只是因为他想立威。

在他让位之前，他要让天下督抚看看，他的杀伐果断！立威完成后，他才宣布要让位，对天下督抚，果然所有人都表示效忠。毕竟让位是以后的事情，谁这时候不乖，得想想伍拉那的结局。

天下督抚上书挽留，这也是乾隆要的，他顺势就宣布，他不是不管事了，以后寻常事务由皇帝处理，大事还是要他这个太上皇决断；如果说他下旨说要退位，天下督抚纷纷上书称赞他高风亮节，就让乾隆没办法接话了。天下督抚纷纷上书挽留，就给乾隆继续抓住权力制造了声势。

从这些手段来看，乾隆还是颇有政治手腕的，只是他没有将心都用在治国理政上面。

周琅只是有些疑惑，为什么台湾动荡成那样，漳泉福州都被周琅占了，乾隆还有心思玩这些把戏。

不过周琅在福建的行动有可能乾隆之前还不知道，根据时间推算，他进入福州后第三天才收到北京的消息，满清的驿站尚未废弛，快马加急，十八天就能从北京将消息送到广州，到福州时间会更短，算算时间，乾隆公开退位决定的时间，大概是周琅进攻漳州的时候。

就算周琅在福建的大行动乾隆并不知情，可台湾整个都丢失了，乾隆却能无视，这心也是够大的。

周琅发现，他之前有些高看乾隆，也有些小看乾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