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很明确的表示，双倍赔付目的是让夷人不敢藐视中国，因为历史上往往是夷人藐视中国“则藐忽而虐侮之”，乾隆的政治目的，是继续震慑洋人，让他们看到中国的强大国力，依然是用政治的额角度来看待对外贸易的。

后来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的时候，英国政府特别交代过马嘎尔尼，让他不要在乾隆面前提及东印度公司跟十三行商人之间的商业纠纷，以免触怒乾隆，谁知道乾隆却得意洋洋的在马嘎尔尼面前提起这些事，因为在马嘎尔尼看来，那些商业纠纷是让人不快的，可乾隆却认为他的双倍赔付是照顾了洋人，给了对方恩惠。

1780年四行商破产之后，广州官府跟当时的总商潘振承商议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成立了公行佣金，从十三行行商利润中抽取百分之十，加上从每笔贸易中抽取百分之三单独放在一个户头作为公积金，以应对这种破产之类的事件。

可是完善的金融业没有诞生出来，商人又始终有借钱的动机，难免就会被高利贷一次次缠身，终于在广州围城，行商们再一次大出血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资金链断裂，又一次步入破产的边缘。

许多人进行了自救，比如总商蔡世文等，他们加大了贸易量，拼命想做更多的业务，来弥补损失，魏连理成立的连利行是一个很好的贸易对象，现金充沛从不拖欠，而且为了抢货源，还愿意提前支付定金。

但他们这次亏欠太多了，不是一次贸易能够缓过来的，所有行商中，除了潘家之外，基本上都资不抵债。

此时新任海关监督上任，他不但不想帮着行商度过这个难关，还想着捞一笔呢。能当上海关监督的权贵，除了身份地位显赫，门路广之外，也得花费很多钱来打点，海关监督属于内务府直接管理，内务府和户部两个部门这些年都是一个人在管，那就是和珅，想从和珅手里讨到海关监督这种肥差，不出一笔血是不可能的。

英国人研究的很透彻，他们这样形容海关监督，“这个职务一向是由皇帝钦派的满洲人担任，他是代表宫廷和宫廷人物的。在他满足了他北京的恩主们(和恩主妇们)的慾望之后还有余裕时，他也可中饱，自行积聚一份家私。他一到任就必须有所报效；在这从来长不到3年的任期之内，仍旧要经常不断地报效；并且在他可以满载而归之前，也还要再作报效。他从头到底一直报效。那些相继而来的步骤使得这个官职的外水日益减少，估计粤海关监督在任内每年经常送往北京的礼物，价值不下100万两。别的权威人士曾经讥讽地说：在支付了为维持大批僚属生活的征收费用之后，他任内第一年的净利是用来得官，第二年的用来保官，第三年的用来辞官和充实自己的宦囊。”

英国人的说法极为妥帖，其实不止是海关监督这样的官职，但凡是可以通过金钱买来的权力，往往都存在着这样三个步骤，“第一年的净利是用来得官，第二年的用来保官，第三年的用来辞官和充实自己的宦囊。”

新任海关监督苏楞额，甚至比盛住更加贪婪。历史上这个人在马嘎尔尼从北京返回广州的时候，甚至命人向马嘎尔尼的使团征税，而且一上任就要求行商向他报效二十万两。不过由于当时他上任的时候，广州城被围了起来，他没能顺利跟盛住交接，并且也不想交接，因为一旦交接，他就得为围城一事负责，所以他就一直在城外待到周琅撤退，这才亮出身份进城交接，接任海关监督，结果就错过了他向马嘎尔尼使团征税的故事，否则马嘎尔尼恐怕要疯了。

可现在行商们告诉苏楞额说他们没钱，钱都在上次夷人围城的时候，报效朝廷做军费了。苏楞额当即怒不可遏，他当上这个海关监督可是花了大价钱给和大人送礼的，粤海关监督可是有名的天子南库，老子好容易谋到这份差事了，你们告诉老子没钱！婶婶可以忍叔叔不能忍，马上就抓人，大刑伺候。

倒霉蛋还是蔡世文。

但魏连理继续春风得意，因为苏楞额大人开口要钱的时候，他连一个绊子都没打，马上送上了现洋，跟那些抠抠搜搜的行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楞额大人也为了表彰魏连理这种识相，就不时请他到海关衙门里欣赏一下自己从北京带来的戏班表演，很是给他面子。

魏连理也长袖善舞，他懂什么，诗词歌赋当然不懂，可是戏曲、女人他懂，苏楞额这种权贵子弟也懂，一来二去俩人的关系就近了，至于魏连理背后的身份，苏楞额根本不在乎，他有所风闻，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都不管，他就更懒得管了，对方大把银子送上来，他犯不着跟这种财神爷翻脸不是。

于是从苏楞额这里，魏连理得到了很大的方便。

可是有人不识相啊，十三行中排名第二的而益行，死活不肯满足海关监督大人的要求，而且还以破产相威胁。

苏楞额一怒之下，决定整治整治这个而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