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段云之所以会给这个大卫托马斯这么高的工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的履历，大卫托马斯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而是一个有的自身履历背景的政府说客。

和国内做生意需要和地方政府打好关系一样，在美国也同样有着这种情况，只不过相比于中国国内，美国的商业规则要更加透明化一些，只要你愿意花钱，你甚至可以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决策，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很常见的商业规则。

早二三十年前的时候，国商界和政界之间的关系还不像现在这么露骨，但最近是20年里，美国的顶尖富豪和商界精英已经深深的渗透到了美国政界的方方面面，他们可以花钱让为自己代言的人竞选议员甚至总统，而作为回报，在这些代言人竞选成功之后，以后给这些知识竞选的企业开绿灯，是你直接提供政府订单。

所以这些年来，游说可以说是美国华盛顿一项巨大的新产业，游说者因其深厚的人脉关系和专业的决策能力影响着国会的政策，也帮助各种利益团体实现权力与利益的交换。

游说行为的出现与发展并不意味着在美投资的政治环境的恶化，相反，游说者大多是退休美国官员或是投行高管，既深谙行业情况又长袖善舞，他们其实能够更高效的向决策者传达优质建议，这在客观上是为美国政治决策的制定消灭了信息不完善。

而缺乏对于游说的应用常常是一些国外知名企业在美国发展和并购失败的原因之一。

早年欧洲和日本企业在进军美国的过程中，因其外国背景对美国家安全的威胁多次被拒之门外，不仅是由于这些国外企业缺乏美国市场上的盟友，且没有提供足够清晰完整的公司信息，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外国企业本身的企业文化有着一定的封闭性神秘性的缺陷，不善舆论公关，使得美国对这些境外的企业有了很重的猜疑心。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些外国企业不熟悉美国的政界的游戏规则，没有重视游说的功效。

若想疏通美国政经层面的关系，外国企业作出的应对可以是培育自己的游说团队，在这方面，日本和欧洲国家早在十几年前就这么做了，尤其是日本，他们的公司高层顾问甚至是董事，都曾经是美国的资深政客，在这些顾问税客权力的帮助之下，让日本企业快速占据了美国市场，以至于在广场协议之前，日本人甚至叫嚣他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但最终引起了美国两党派的愤怒，用一纸协议“封印”了整个日本的经济。

而最早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也很快学会了入乡随俗，纷纷通过猎头公司高薪聘请外国游说顾问。

前世的时候，中国企业有两个成功的例子，在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一案的国家安全审查环节中，双方倾尽全力投入到游说准备中。

在此期间，两公司聘请了考克罗夫特——前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由他负责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审查进行专门游说，因此得以顺利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