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次进攻吴国，群臣表现的则是极为地踊跃，纷纷地建言献策，皆认为此次伐吴，乃是天赐良机，只要司马师能抓住这次的机会，一统江东，必然不再是梦想。

唯独尚书傅嘏有些不同意见，他道：“献计者有人主张乘船直接渡江，横行于江南;有人主张分四路同时进攻，攻占其城垒;也有人主张屯兵边境，平时耕作土地，然后乘其内乱之机发动进攻;这的确都是攻取敌国的常用之计。但是自从我们训练集结伐吴部队以来，前后已有三年，敌人早已知晓，已经不是一支可以出其不意进行偷袭的军队了。吴国与我为敌，将近六十年了，这期间他们君臣团结，同甘苦共患难，最近又丧其统帅，君臣上下心存忧惧危难，加强戒备，假使他们下令在重要渡口排列战船，加固城池占据险要，那么我们横行大江之上的计策，恐怕就难以奏效了。如今边境的守军，与敌军相隔甚远，敌军设置的观察联络哨所，又数量众多戒守严密，我们的间谍不能进入，得不到任何消息。如果军队没有耳目消息，侦察不够详密，却冒然发重兵以面临巨大的危险，这就是怀着侥幸心理以邀取成功，企图先战而后求取胜利，这不是保全军队的良策。只有屯兵边境的计策最为完备牢靠;可以先命令王昶、胡遵选择地方驻扎在形势险要之地，审察他们的安排布置，命令三方面同时进驻守地。第一，要夺取肥沃的土地，让敌人退回到贫瘠的土地。第二，兵士到百姓中间，不许欺压劫掠。第三，在附近区域实行招抚怀柔政策，使投降归附之人每天来到。第四，从远处开始设置侦察联络哨，使间谍不能过来。第五，敌兵退守之后，侦察联络哨必然不能深入，耕作土地也不容易开展。第六，军队就地食用积储的粮食，不用分出兵力运输。第七，敌军内部矛盾混乱情况可以及时得到消息，能迅速作出征讨突袭的决断。以上七个方面，是军事行动的当务之急。不掌握这些，敌军就会独占便利的资财;掌握这些，利益就会归于我国，所以不可以不明察。两军营垒相互逼近，两军的阵势也已经相互明了，智慧勇敢得以施展，各种巧拙之计也得以运用，施展谋略能了解其得失，相互较量也能知道长短优劣，敌军情况的真伪，将向哪里藏匿?以小敌大，就会劳役频繁国力衰竭;以贫敌富，就会加重税敛财力匮乏。因此兵法说:‘敌人安逸能使之烦劳，敌人饱足能使之饥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司马师面露出不悦之色，傅嘏的话虽然说得比较中肯，但是却等于是给兴头上的司马师浇了一盆的冷水，整个堂上的气氛也因此有些冷场。

司马昭站了出来，道：“胡尚书所言虽然不假，但用兵之道，又岂可拘泥于兵法，临机权变，审时度势，乃是为将者需要掌握之事，如今吴国正当国丧，人心不稳，新君幼弱，朝纲混乱，正是天赐我大魏良机，此时不取，更待何时？”

众臣皆是大赞，于是司马师决定派兵出征，讨伐吴国。

此次出兵，司马师共计调动了十五万大军，兵分三路，东路由诸葛诞率领，进攻东兴，中路由胡奋率领，进攻武昌，西路由王昶率领，进逼江陵。

这三路人马之中，中路和西路做为偏师，用以牵制吴国在长江中上游的兵力，而诸葛诞所率的七万大军，攻打东兴，则是魏军的主攻方向。

而司马昭，则被司马师任命为监军，总督各路兵马，随同诸葛诞出征东兴。

大军出征，自然准备良多，经过数月的精心备战，司马昭于十月底抵达了寿春，同诸葛诞会合，共起大军，进逼东兴，拉开伐吴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