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将的方法带有浓厚的中国式智慧，他不干涉军官的指挥，他最多下达一些目标。

打了败仗的军队是要处罚的，基本上是按照戚继光的军规，如果士兵跑了，军官没跑，战后砍士兵的脑袋，如果军官跑了，士兵没跑，就砍军官的脑袋，如果士兵和军官都跑了，还是砍军官的脑袋。

如果一只军队已经尽力了，营官死在战场上，士兵没有把他救下来，这支部队整体都要受到惩罚，不管这只军队的士兵训练多么有素，直接就地解散。

如果一只军队打赢了，那就给军官钱，让他在回去招兵，湘军就是这样滚雪球一样滚起来的，而且都是胜利的雪球，因为所有军官全都只有胜利经验，没有失败经验，因此这是一直习惯了胜利再胜利的军队。

这种只留胜利者的做法，充满了一种智慧，未必附和军事常识，但很有效果。

这意味着他的敌人面对的，是一只要么没有打过仗，要么就是没有打过败仗的军队。

久攻不下，战后开始开会，军官们第一次爆发了矛盾，都认为别人打仗没有尽力，互相推诿，互相责难，湘军是子弟兵，他们也是子弟兵，都是从一个县、一个乡，甚至一个村出来的，此时却吵得跟仇人一样。

参谋人员根据战斗的情况，认为兵力还是不足，他们提出增援的建议，被一个个年轻气盛的军官给否定了，他们觉得丢不起这个人，他们也是一只没有打过败仗的军队。

侯进跟黑狗也吵的不可开交，作为主将，他们当然不是因为推诿责任而争吵，他们在给各自的部队争取利益，都想争取到炮兵的绝对支持，俩人都觉得自己攻打的地方更重要，都认为他们应该得到优先支持。

官司打到了朱敬伦这里，这一次他知道，不干涉是不行了，因为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第一是前线没有设立一个统一的主将，无法协调指挥，之前他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防止部下权力过重，也是很必要的，他之前让两只部队互不统属，但给他们分派了独立的任务，认为应该能够相安无事。

可是顺利的时候，他们可以相安无事，甚至形成良性竞争，但遇到了问题之后，就开始互相诿过，都认为己方取得的战果更多，推进更深，更需要支援，都认为对方打的不好，没有完成既定的目标。

果然是统一的组织在平淡中腐朽，而分裂的组织在压力下崩溃啊。

朱敬伦紧急安排了一下公务，觉得自己有必要亲到前线去坐镇。

将陈芝廷从惠州召了回来，给各县发去钧令，告诉各地，现在由陈芝廷暂代广東政务，直到他们接到新的钧令为止。

陈芝廷离开了潮州，他可是惠潮嘉道的道台，惠潮嘉道靠近福健和江西，可不能缺人，调广州知府张敬修去惠潮嘉道任道台。

朱敬伦手里的老官僚数量还是太少，这两年才有一些人才冒了出来，比如东莞县的张敬修算一个。

张敬修是两年前广州府十四县县令挂印的时候，被朱敬伦请来做官的，因为张家是东莞巨富，鼎鼎大名的广東四大名园之一的可园就是张敬修修建的。

他做东莞县令之前，本身也有一定的经验，曾经捐了同知的官衔，然后组织团练，天地会起义的时候他打过仗，英法联军来的时候他也打过仗，后来太平军到了潮州他还打过仗，朱敬伦任命他之前，他在江西当官，让他哥哥一封信给招了回来。

在清廷和广東之间，他选择了家乡，或者说在文武之间，他选择了文官。在朱敬伦招他之前，他在江西做按察使，这是相当高的品级了，但实际上依然是带兵，曾国藩给皇帝保举说他是一员优秀的水军将领。

朱敬伦给了他一个县官当，他当的也不错，张家在东莞是豪富，是乡绅，是当地望族，因此他的官当的不算难，当了两年，调他做了广州府知府。

朱敬伦甚至考虑过让他去肇庆总揽全局的，但考虑到他跟曾国藩的关系，他放弃了。自己亲自去肇庆，调陈芝廷回广州，然后让张敬修去惠州，升他为惠潮嘉道道台，总揽惠潮嘉道总不会出问题。

除了张敬修，还有新会的罗天池，此人曾经在贵州做过道台，算是一个老官僚，投靠朱敬伦也比较早，尽管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但能笼络住人就行了，现在也已经升任高雷阳道道台了。

过去广東的高级官员，基本上都跑去了南韶连道，他们在朱敬伦和清廷之间，选择了清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