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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番禺信任知县周士俊，去年才刚刚上任，但是官声还是相当不错的。

此人是咸丰三年(1853年)甘肃籍进士，中进士之后调来了广东长乐县做县令，长乐县隶属嘉应州，也就是后世的梅州，是一个客家人聚集的地方，长乐县属于山区，但出产茶叶，当地人跟往来客商常常因为利益而发生械斗。

周士俊到任后，经明察暗访，采取果断措施，将带头闹事的人全部逮捕法办，依法惩治了祸首，平息了事态。应该说嘉应州这里也是械斗高发区，能制止住械斗，这个周士俊不管能力如何，起码是一个敢做事的，这一点比鹤山等地的县令都强得多。

英法联军撤走后，番禺县令李福泰不久因功升官到了广西，周士俊就接替做了番禺县令。

周士俊这种出身西北内陆地区的官员，往往有一种西北黄土地上的厚重，但同时也具有内陆地区人的保守性。

周士俊中进士做官后，赴任前专门去向他的老师辞行，老师一见周士俊，要行跪礼，周士俊一把扶住，将老师扶坐到椅子上，自己则仍像学生时那样垂手端立，恳请老师指点。

老师说：“你现在做大官了，但要牢记两句话，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周士俊恭敬地点头称是。

这种官员，是真的在恪守孔孟之道，也许也敛财，也收一些银子，但根子上有一种保守的正直。

这种正直，让周士俊在番禺也赢得了声誉，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敢跟洋人斗。

北京条约换约之后，洋人再次来到了广州，中国文官骨子里有种文弱心态，欺软怕硬，洋人展现了他们的实力，官员就不敢招惹了，因此再次来到广州的洋人，地位十分超然，有事情找官府，没有不应的。

洋人自己都没发现自己的价值，但是总有一部分奸猾的老百姓能发现，有人发现找洋人说话好使之后，遇到官司，就找洋人出头帮自己给官府施压，每每能打赢官司。理屈的一方只要向“洋吏”送礼，托他们走中国官员的“后门”，官司就能转败为胜。这一方面是中国法律制度的悲哀，一方面则不断的积压民怨。

周士俊到任番禺县令后，也很快就遇到了这种事，他对此深恶痛绝，决心好好整治一番。任上碰上一宗争田诉讼案，周士俊派人查清真相后，立马将理屈的一方抓了起来。但是抢夺别人土地的豪强，买通了洋人，去给当时的总督柏贵递了话。

柏贵就派人来给周士俊递话，希望他能放人。

周士俊态度坚决的回复：“此人犯法，证据确凿，未及审判，何能释放?”

柏贵解释说，这人入了洋教，有洋人说情。

周士俊不服：“县令不是洋官，大清朝也不是外国，在大清的地界，我拿的是大清的俸禄，怎么能听洋人的指挥？”

最后柏贵也拿周士俊没办法，反而让周士俊在广州扬名，老百姓说他不畏洋人，是强项令。保守封闭的社会中，民族主义情绪严重，周士俊跟洋人对抗，是有广大的群主基础的，所以若非万不得已，朱经理在真的不想收拾他。

但这种保守的官僚，往往也愿意做旧政权的忠臣。

朱敬伦闹饷的时候，由于担心出现当年华庭杰和李福泰出城组织乡勇围困广州的事情，就扣住了番禺和南海两个县令，等自己控制了局面，就把这两个县令请出来，希望他们继续做官，稳定地方。

做官他们倒是愿意做，可是之后一直跟朱敬伦做对，尤其是周士俊，当朱敬伦发出让全省州县递解官银入广州府官库的时候，他直接说钱都让朱敬伦抢了，他没有钱。

方山建议，严惩周士俊，给其他人做个样子。

朱敬伦深思了一番，这种有民望的县令，如果杀了他，自己不会有好名声，反而让这种人成神了，老百姓会一代一代的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