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因为柏贵的做法，让咸丰心中也感到解气，最让他满意的其实是柏贵平稳的把那些洋人俘虏交还给了洋人，管洋人要银子，这是一招妙棋，这样那些看似精明实则愚蠢的清流就不会攻击柏贵向洋人示弱，而是攻击柏贵有辱上国体面了，他们会认为柏贵是贪图洋人的银子才放的人，而不是惧怕洋人放的人。

相比柏贵的巧妙做法，黄宗汉的做法就愚蠢至极，黄宗汉在两广总督任上的时候，擒拿到了巴夏礼，竟然直接把巴夏礼送到了京城，这让咸丰非常难办，整天都有清流吵着要献祭太庙，也有说刮了巴夏礼给洋人以教训的。

但咸丰知道，既不能把巴夏礼砍了献祭太庙，更不能把他刮了招惹洋人，最大的心腹之患还是江南地区的太平军匪逆，匪逆一日不除，他就一日不得安寝。

柏贵体面的应对，让皇帝更加器重柏贵，明面上发了一封诏书斥责，又差遣心腹到广東赏赐柏贵一串御用的朝珠以示恩宠。自此柏贵在两广的地位更加稳固。

柏贵的地位稳固，朱敬伦的地位就稳固，这段时间他们可没少遭到广東官场的苛责。

在柏贵面前说朱敬伦坏话的多了去了。

最大的原因还是一个利字，新安收走了太多的税金，最近关税减少的厉害的恒祺，已经找了洋人很多次麻烦了，他派人到香港催促洋人补交他们占领广州期间的关税，也就是恒祺这种有恃无恐的八旗子弟此时还敢招惹洋人。

而且恒祺还强烈要求要在新安重置海关，甚至要求新安的厘局必须在海关之下，归海关管理。

这些都被柏贵给挡了下来。但是他每挡一次，就要树敌一次，所以终于妥协，同意了恒祺的一个折衷方案，在新安对面的南海前山寨同样成立一个厘局——南海厘局。跟新安厘局展开了竞争。

此举给新安厘局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倒不是南海厘局办的有多好，通关服务有多么出色，恰恰相反，恒祺从广州派来那批海关人员，各种吃拿卡要，可是架不住他们胆子大，敢放行了。

一边是新安厘局在赫德管理下日益走上正规，偷逃税款的行为很难逃脱检查和惩罚，还派出军队大力打击走私。一边是南海厘局随便给几个银子就可以直接入关，大大方方的纵容走私。

无论是管理多么优秀的正规港口，也不可能跟这种走私港相互竞争。

朱敬伦越发的希望商品交易所能够尽快开办起来，赫德的工作也依然很努力，但人手一直是一个问题，直到他招募的人数超过一百之后，才有多余的精力处理交易所的事情，此时已经是1859年1月中旬了。

在此期间，朱敬伦也没有闲着，先后约谈了四大行商，希望他们不要参与到走私中去，四大行商这段时间生意做的畅快，也不希望惹麻烦，所以纷纷表示，他们会一直在新安做生意。有四大行商在，大部分的茶叶和丝绸贸易就会在新安，这是一笔每年千万级的贸易量。

但是鸦爿贸易就没那么顺利了，鸦爿贸易始终伴随着走私，背后早就形成了一整条利益链，现在这个链条一下子找到了最合适的接口，大量通过南海厘局入关，严重影响了朱敬伦的厘金收入，要知道这也是一笔每年上千万的贸易量，造成的厘金损失就是百万级的。

除了约见四大行商稳定茶叶和丝绸贸易外，朱敬伦还多次与各国洋行的大班见面，听取这些洋行关于扩大茶叶、丝织品贸易的建议。尤其是茶叶贸易，朱敬伦真的十分想要扩大，不仅仅是因为这代表着巨大的税收，更是因为随着东印度公司的解体，茶叶贸易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持有英王颁发的专利权，能够垄断茶叶贸易的时候，它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和谋取高额利润，不允许任何公司和个人插足茶叶贸易，同时还竭力阻止在印度试种茶叶的努力。

随着东印度公司的解体，以及港脚商人对茶叶利润的渴望，他们已经将茶树引入了印度，并且已经培植出了最早的茶园，并且会在下半个世纪中，经营印度和锡兰茶园，打败中国的茶叶生产。

这是自中国向外出口茶叶以来，遇到的第一次巨大危机，如果没有外力干涉，任其自由发展的话，中国茶叶贸易的失败，就在眼前。